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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土地市场不入市还谈何自由?让资本下乡,还是让农民进城?

来源:搜狐    发布时间:2018-02-14 08:06   关键词:土地,市场,农民

文 | 张洪平

2月4日,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对外发布,文件题为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、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“三农”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,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,志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、平等交换。

应该说,现在中国的农村发展,还有很多乱象务须解决。比如有媒体曝光,过去有部分下乡资本并不是真心投资,而是套取补贴,涉及项目烂尾,土地流转出现纠纷,农民利益受损。另一方面,部分地方因财政收入不足,将投资企业视为“肥猪”,各方都想上去揩一把油,最终变成了地方“围猎”外来投资,造成市场营商环境恶化,并形成恶性循环。

文件所提的要素自由流动,在我看来,也是“坡脚”的。比如,对部分流转土地出现“非粮化”“非农化”现象,中央的态度仍是严格管制。据央广网报道,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1月15日的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,强调要严守改革底线,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这个口子不能开,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这个原则不能突破。

这说明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仍很顽固。在我国工业化早期,农村提供的农产品和税收,为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。进入新世纪后,城乡土地的二元结构是推动城市土地价格上涨的决定性原因。有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土地出让金,政府才有能力继续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,才有资源投放到选定的重点领域。从这一点上说,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,城乡二元结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但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,经济复杂度越来越高,这种人为设计的“准计划经济”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。效率与规模的关系像一座山峰,先是随规模扩大而上升,在超出一个最佳值之后,效率随规模扩大而降低,浪费却日益严重。要克服这种问题,需要在到达最佳值前后,进行更细化的分工,使得生产率从量变到质变,完成一次跃升。

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产生了路径依赖,一旦经济发展减缓,就重回刺激房地产的老路。只要放松调控政策,立刻就能得到大笔的卖地收入,经济增速也直线上升。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,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地方政府自废武功,绑住自己双手,难于上青天,“不撞南墙不回头”才是人性。所以我们看到,从2017年开始,对房地产依赖较高的城市,陆续出台“吸引人才”的政策,其实还是变相绕开调控政策,给房地产市场打兴奋剂。

不过这种手段只可能短期见效,长期必然失效,甚至起反效果。假设我们全面放开调控,然后税收减免、利息优惠,大家会不会一窝蜂地涌去买房呢?关键在于对房价的预期,中国老百姓“买涨不买跌”的心态尤其明显,涨价预期让买房“稳赚不赔”,只要经济能力还能承受,就会一直买。

关键是这个极限,“顶部”会在哪里?有研究显示,中国人的购房债务已经占到可支配收入的90%,达到了美日水平,这意味着除了每个月房贷的还本付息,中国人可用的消费能力已经所剩无几,而且一下就是透支未来二、三十年。这种经济结构当然会让大众丧失消费意愿,我们可以说,现在中国经济的转型困难,正是房地产业二十年畸形发展的报复。

如果现在取消城乡二元化的管理措施,首先会带动(靠近城市的)农村的房地产市场发展,并且让城市房价承受向下的压力。这将是积压了二十年的住房需求的一次集中释放,其过程有可能失控,进而对金融体系形成威胁。所以估计中央不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彻底放开管制,更可能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,比如逐步扩大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,之后再选择二、三线城市,试点集体土地建设商品房入市,一点一点扩大范围,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不可能在几年内完成。

既然彻底取消“围栏”不可能,那就只剩下两个选项,是让资本下乡,还是让农民进城?从目前的政策倾向看,政府更倾向于第一种,即引导资本进入农村地区,从事农业相关产业。而对农民进城,则有意见分歧,中小城市想招人招不到,大城市想控人控不住。客观地讲,政府这种决策,是经过了全盘的考虑,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,还有维护国家基础、农业安全的原因,篇幅原因,这里就不展开了。

在我看来,现在农村发展的症结在于人均产出。要想让人踏踏实实留在农村,要想要资本真正愿意发展当地,必须给人不输于城市的就业机会与薪酬,必须给资本不亚于城市的投资回报率。

而这一切源于农业生产率的发展。传统靠人多势众、摊大饼式的粗放发展,生产率很快就会达到上限,必须靠资本、技术的投入,才能让生产率向上突破,使资本得到回报,而这又提供了更高薪酬水平的就业岗位。这是一个螺旋上升、相辅相成的经济体系,可以形成良性循环。

这要求农村地区能供给较高素质的劳动力,在年轻人大量进程打工的背景下,这就成了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困局。一方面年轻人要追求更高的收入而进城,另一方面企业见风险大、回报不确定而不愿投资。这就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出面协调,除了土地、财税政策之外,各级地方政府还会形成竞争的局面,拿出更多个性化且有效的措施,作出良好口碑,增强本地的吸引力,形成正向循环。中央政府的责任在于帮助当地更多地形成自己的“造血”能力,在政策上多用拉力,“以利引人”,恐怕效果才会更好更长久。

要让农村真正发展起来,早晚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,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起来。这既包括资金、技术,也包括土地、人力。但现在由于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原因,城乡间最重要的土地市场不能被打通,这也是房地产市场二十年畸形发展的一种报复。由此而来的生产率的损失,就要靠政府有形之手来弥补。这将十分考验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,虽然困难重重,但也只能迎难而上。不过,该来的早晚要来,城乡之间的藩篱,是中国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之路上必须也必将跨越的一个障碍。